太史公自序第七十·4

太史公曰：「先人有言：『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，有能紹明世，正易傳，繼春秋，本詩書禮樂之際？』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讓焉。」

太史公曰：“先人有言：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，有能绍明世，正易传，继春秋，本诗书礼乐之际？’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让焉。”

白話　太史公說：「先人有話說：『自周公去世五百年而有孔子。孔子去世後到如今五百年，有能繼承清明之世、訂正《易傳》、接續《春秋》、本於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之際的人嗎？』用意就在這裏吧！用意就在這裏吧！小子怎敢推辭呢。」

注文白話　索隱：先人指先代的賢人。正義：太史公是司馬遷。先人是司馬談。索隱：按，孟子說堯舜到湯五百多年，湯到文王五百多年，文王到孔子五百多年。按，太史公大略取自孟子，而揚雄、孫盛深以爲不然，所謂多見而不知量。認爲淳和之氣孕育人才，哪有定數，五百年的期限，與瞬息有什麼不同。所以上古帝王相繼，有的相隔萬年，而唐堯、舜、禹比肩並列。降到周代，聖賢滿朝；孔子去世後，千年沒有繼承的人，哪裏有千年五百年之說？具體說來作者不過是記注的志向，哪裏是聖人之類呢。索隱：讓，《漢書》作「攘」。晉灼說：「這是古『讓』字，是說自己應當繼述先人之業，怎敢自嫌正值五百年之期而推讓。」

上大夫壺遂曰：「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？」太史公曰：「余聞董生曰：『周道衰廢，孔子爲魯司寇，諸侯害之，大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爲天下儀表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，以達王事而已矣。』子曰：『我欲載之空言，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』夫春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紀，別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猶豫，善善惡惡，賢賢賤不肖，存亡國，繼絕世，補敝起廢，王道之大者也。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，故長於變；禮經紀人倫，故長於行；書記先王之事，故長於政；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，故長於風；樂樂所以立，故長於和；春秋辯是非，故長於治人。是故禮以節人，樂以發和，書以道事，詩以達意，易以道化，春秋以道義。撥亂世反之正，莫近於春秋。春秋文成數萬，其指數千。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。春秋之中，弒君三十六，亡國五十二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。察其所以，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『失之豪釐，差以千里』。故曰『臣弒君，子弒父，非一旦一夕之故也，其漸久矣』。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，前有讒而弗見，後有賊而不知。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，守經事而不知其宜，遭變事而不知其權。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，必蒙首惡之名。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，必陷篡弒之誅，死罪之名。其實皆以爲善，爲之不知其義，被之空言而不敢辭。夫不通禮義之旨，至於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則犯，臣不臣則誅，父不父則無道，子不子則不孝。此四行者，天下之大過也。以天下之大過予之，則受而弗敢辭。故春秋者，禮義之大宗也。夫禮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後；法之所爲用者易見，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。」

上大夫壶遂曰：“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？”太史公曰：“余闻董生曰：‘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之，大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：‘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春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敝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，故长于变；礼经纪人伦，故长于行；书记先王之事，故长于政；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，故长于风；乐乐所以立，故长于和；春秋辩是非，故长于治人。是故礼以节人，乐以发和，书以道事，诗以达意，易以道化，春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，莫近于春秋。春秋文成数万，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。春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，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豪厘，差以千里’。故曰‘臣弑君，子弑父，非一旦一夕之故也，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，前有谗而弗见，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，守经事而不知其宜，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，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，必陷篡弑之诛，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，为之不知其义，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，至于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，臣不臣则诛，父不父则无道，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，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，则受而弗敢辞。故春秋者，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后；法之所为用者易见，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
白話　上大夫壺遂說：「從前孔子爲什麼作《春秋》呢？」太史公說：「我聽董生說：『周道衰廢，孔子做魯國司寇，諸侯忌害他，大夫阻撓他。孔子知道言論不被採用，主張不能實行，就評判二百四十二年間的是非，作爲天下的準則，貶斥天子，退抑諸侯，聲討大夫，以通達王事罷了。』孔子說：『我想把它寄託於空洞的議論，不如通過具體的史事來表現更加深切顯明。』《春秋》，上闡明三王之道，下辨別人事的綱紀，分別嫌疑，明辨是非，判定猶豫，褒善貶惡，尊賢賤不肖，保存亡國，延續絕世，補救弊端振興廢墜，是王道的最大者。《易》闡述天地陰陽四時五行，所以長於變化；《禮》規範人倫，所以長於行事；《書》記載先王的事跡，所以長於政事；《詩》記載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，所以長於風教；《樂》是用來確立快樂的，所以長於和諧；《春秋》辨明是非，所以長於治理人事。因此《禮》用來節制人，《樂》用來引發和諧，《書》用來講述往事，《詩》用來表達情意，《易》用來講述變化，《春秋》用來講述道義。撥正亂世使之歸於正道，沒有比《春秋》更切近的。《春秋》文字數萬，它的要旨有數千。萬物的離散聚合都在《春秋》之中。《春秋》之中，弒君的三十六起，亡國的五十二個，諸侯奔走不能保住社稷的數不勝數。考察其原因，都是失去了根本。所以《易》說『失之毫釐，差以千里』。所以說『臣弒君，子弒父，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，它的漸變已經很久了』。所以掌握國家的人不可以不知道《春秋》，否則前面有讒佞而看不見，後面有賊臣而不知道。做人臣的不可以不知道《春秋》，否則處理常事而不知其所宜，遭遇變故而不知其權變。做君父而不通曉《春秋》大義的，必定蒙受首惡的名聲。做臣子而不通曉《春秋》大義的，必定陷於篡弒的誅罰、死罪的名聲。其實他們都以爲是在行善，做了卻不知道其中的道義，被加上空洞的罪名而不敢推辭。不通曉禮義的旨意，以至於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，父不像父，子不像子。君不像君就會被冒犯，臣不像臣就會被誅殺，父不像父就是無道，子不像子就是不孝。這四種行爲，是天下的大過錯。把天下的大過錯加給他，他就只能接受而不敢推辭。所以《春秋》是禮義的根本。禮是在事情發生之前加以禁止，法是在事情發生之後加以施行；法的作用容易看見，而禮所禁止的難以察覺。」

注文白話　索隱：按，壺遂任詹事，秩二千石，所以是上大夫。集解引服虔：董生是董仲舒。索隱：按，是非是說褒貶諸侯的得失。索隱：按，孔子的話見於《春秋緯》，太史公引用它來成說。空言是說褒貶是非。空立這些文字，而亂臣賊子懼怕。索隱：按，孔子說我只想立空言、設褒貶，不如附見於當時所依據的史事。人臣有僭越篡逆的，就此筆削以褒貶，深切顯明地寫出來，作爲將來的鑒戒。索隱：《公羊傳》說「善善及其子孫，惡惡止其身」。集解引張晏：《春秋》一萬八千字，應當說「減」，而說「成數」，是字誤。裴駰認爲太史公這話是述董生之言。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，公羊經傳共四萬四千多字，所以說「文成數萬」。不能像張晏所議，只論經文一萬八千字，就說是誤。索隱：按，張晏說「春秋一萬八千字，這裏說『文成數萬』，是字誤」。裴駰認爲遷述仲舒所論公羊經傳共四萬四千，所以說「數萬」，又不對。顏師古說「史遷難道以《公羊傳》爲春秋嗎」？況且春秋經一萬八千，也足以稱數萬，不是字誤。索隱：按，弒君亡國及奔走的，都是失去了仁義之道的根本。已是語終之辭。集解引徐廣：一說「差以毫釐」，一說「繆以千里」。裴駰按：如今《易》沒有這話，《易緯》有。正義：他們心裏實在是善，做了卻不知義理，就陷於罪咎。集解引張晏：趙盾不知討賊，而不敢推辭他的罪。正義：顏師古說：「被臣下所冒犯。一說違犯禮義。」

章旨

太史公曰先人言周公卒五百歲有孔子，孔子卒至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者乎，小子何敢讓。壺遂問孔子何爲作春秋，答引董生：孔子知言不用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，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；春秋明三王之道辨人事之紀王道之大者。

字詞

引申

思想脈絡　「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」是司馬遷以孔子繼承者自任的宣言，索隱雖譏其「多見不知量」，然此正見其抱負。借董仲舒之口論《春秋》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」，把史書定位爲王道的裁判，「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」則是《史記》以事存義的方法論。「禮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後」與〈酷吏列傳〉序相表裏，是太史公法律思想的核心。

史實考辨　五百歲之說出《孟子·盡心下》，索隱錄揚雄、孫盛之駁。「讓」《漢書》作「攘」，晉灼謂古讓字。「文成數萬」張晏以春秋經一萬八千字爲字誤，裴駰以公羊經傳四萬四千釋之，索隱引顏師古駁裴並謂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。「失之豪釐差以千里」集解謂今《易》無此語，見《易緯》。壺遂爲詹事，後與遷共定太初曆，見〈曆書〉。董仲舒論春秋，與《春秋繁露》相合。

與他卷關係　孔子爲魯司寇、作春秋見〈孔子世家〉；董仲舒見〈儒林列傳〉；壺遂見〈曆書〉；六藝於治一也見〈滑稽列傳〉序；趙盾不討賊見〈晉世家〉；禮禁未然見〈酷吏列傳〉序引孔子語。

他家異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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